西门媚简介
西门媚，女，生于70年代。小说家，著名作家，画家。被列入中国文坛十大最活跃青年女性作家。现居广州。曾在广州、北京、成都三地媒体工作十年，现专事小说创作和专栏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实习记者》、《看不见的河流》，短篇小说集《硬卧车厢》，随笔集《纸锋》、《结庐记》、《说我爱你》等。先后在《腾讯大家》、《百度百家》、《南方周末》、《城市画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深圳晚报》、《香港风情》、《京华时报》、《外滩画报》、《大河报》、《南方都市报》、《开啦》等上百家媒体开设专栏。
媚的路线
西门媚
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老朋友
我常收到读者的留言，一种是：“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我写不出来。”另一种是：“还有这样的人，太奇特了。”
这两种留言都主要是给我一类专栏的。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类随笔。
从表面看，这些随笔不尽相似，就像那两种读者评价，但实质上，它们是相通的。
我一直在做一种尝试，在随笔里，以介于写实和小说之间的手法，来描摩这个世界。
我想要的“写实”，是一种超乎平常的写实。就像一种“超能力”，看见别人不容易看到的细节。和人、事短短的接触，我喜欢像侦探一样，尽可能多地发掘细节，那些别人不曾注意的小事，都会像埋藏在地下的古董一样，经过擦洗，闪出幽暗却永恒的光。
网上常有读者，看了我的“观看”，忍不住会说：“能不能贴张图，有图有真相”。我知道，他们被我的描述引逗了，他们惊讶有这样的人和事，他们想也看一看现场。但他们犯下的错误，就是，他们的生活中也有相似的人和事，只是他们不曾“看见”。
比如，我曾在一个小随笔里写我在地铁里见到的两个外乡女人。都是漂亮的女人，一个四川人，一个黑人。我跟她们都只短短地同了几站路。除了眼见的她们的外表，并不知道她们的来龙去脉。但我用白描的方法，仔细跟读者讲述，那个四川女人和她老公及三个孩子的样子，他们的衣着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推测出他们的性格爱好、经济状况和家庭关系。那一位漂亮的女黑人，因为她是单身一人，我能分析的资源就更少了。我便从她的裙子、首饰、鞋子、手袋推测出她的工作类型、常去哪些地方。
她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一个人生活中也都会遇见相似的人。当我用文字把细节放大，让读者的视线随着我的描述聚焦，有些人才会第一次真正“看见”她们。
这也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一桩小事。那时，我还是一名做深度报道的报纸记者。因为要做关于春节的报道，我和同事从广州到成都的长途火车上，随机选择了一位回乡的皮鞋厂女工，跟她一起回家。
我们详细跟拍她回乡的细节，比如火车上众人的辛苦和盼望，临近家乡，她怎么换上新鞋，怎么转车，怎么走上山路。丈夫飞奔来迎接，两人见面激动，面对镜头又害羞的表情。家里两个孩子见到母亲兴奋又略略生疏的神情。——因为假期太短，路上花费太大，她已经两年没回过家了，四年没在家过春节。丈夫拉着她去看新修的猪圈。正是用她在外面挣的一千多元钱，修建了这个新猪圈。
她在家一共只有四天。我们给他们一家拍了张全家福，就匆匆离开。我们为占用他们的团聚时间感到抱歉。
那个报道，我们做了整整一版。有文字，有照片。细节饱满，情感充沛。标题就叫做《团圆》。我还记得，总编签片的时候，也感动不已，跑来跟我们聊，会不会有读者来捐款。我当时就跟他说，不会，这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因为细节被我们看到，我们就会觉得感动。
我那时就发现，用文字，以摄影的方式，来表现细节，比图片本身，比概括性文字，更有力度。有图未必能看到真相，文字却可以聚焦目光，让读者真正“看到”。
近几年，我在报纸上开设了的专栏叫“媚的路线”，就是以这种方法，记述我所经过的人和地方。以最细密的笔触来体现，生活的一个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寻常的旅程，用这样的眼光去观察，熟悉的旅途就会陌生化，就会发现人世中更丰富的东西。那些世界是我们生活之外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如果用这样的方法，你就能体会更多的人生，更深邃的世界。
另一类关于写身边人的专栏是正好相反的。前面的那类是把陌生人熟悉化，仔细拆解陌生世界。后面的这一类是把熟悉的人陌生化，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身边的朋友，相处太久，熟悉亲切，但也因这种熟识，让人失去感觉和判断。我喜欢用相反的方法，抽离自己，远距离地来审视他们。这样，你便看得到更精彩的人生。
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一类随笔，常给人以惊讶。读者会说：怎么你的朋友都这样有意思，不同寻常。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只是相处日久，感觉被日常生活的碎片淹没。如果抽离自己，或者退远一些，就能看到山峰的真正面貌，山脉的实际走向。又像后退几步观赏油画，反而更清晰。
比如前面讲到的那个关于《团圆》的报道，我当时觉得做得圆满极了。细节动人，以小见大。同时，也尽力不影响采访对象的生活。事后，还加洗了几十张照片和几份报纸分别寄给女工的家人和已回广东的她。
她很高兴地回信，想要我和同事的签名照片，以作留念。但当时的我觉得这样太矫情，我们从没拿自己当明星，因此并未按她的期望寄去我们的照片。
多年以后，阅历渐渐丰富，更多地体察人性，才觉得，当年不寄自己的照片，也是一种矫情。当时不理解，寄签名照并不是看重自己，炫耀自己，而是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生活背景，成为那位女工一个美好有趣的回忆。
能理解这些，是时间的馈赠，是终于能够抽身出来，审视最近距离的事物。
描写陌生人的方法像高速摄影。放慢了时间，一个瞬间也被放大定格，就像世界的切片。
表现熟悉的人的方法更像延时摄影。延时摄影可以看做是与高速摄影相反的一种方法。
延时摄影是在很长时间内，用较低的帧率拍摄一个对象，把对像缓慢的变化记录下来，再正常或较快的帧率播放，让人眼就能轻易分辨对象的变化走向。
相应的，后面这部分的随笔写给媒体时，专栏名叫做“老友记”、“神仙记”、“铅笔剧场”等等，它们因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变得生动有趣，不像普通的散文，更像一类微型的小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随笔，介于小说和写实之间，运用“快”与“慢”的转化，它们表现这个世界的细节，描述小人物小事件。
在这里，我和读者，都会遇见熟悉的陌生人和陌生的老朋友。
沿江而行
从珠江泳场这头，沿江往广州大桥方向，是我最喜欢的散步路线。
下午的时候，有时能看见斗风筝的中年男人。
放的是一种小方块的风筝，醒目的橙色或红色。几个风筝在天上靠得很近。应该是正在缠斗。我看不大懂，只知道，从小时候放风筝的经验来看，风筝靠这么近很危险。一会儿，就看见有风筝跌了下来。岸边有人平静地收了风筝，从他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什么。
岸边坐着几个男人。他们都坐在自己带的凳子上，手上拿着一个线轴。比较特别的是他们都穿着一条半长裤，大腿上都缝制了一条特别的布条。也许是砂布，或者是皮革？我看不大明白，只知道这是为了耐磨和增加阻力。他们拿着线轴在腿上搓动，就能快速地收线放线。
再往前走的那一小块地方，经常聚集一些遛狗的人。大狗小狗都有，品种不一。爱狗的人在这儿相聚聊天。他们的狗也正好嬉戏玩耍。
再向前就快到中大码头了。接近黄昏，这儿的人就更多了。
旁边那一排夹竹桃长得浓密繁盛，花朵艳丽。在树丛旁边，常有几个练太极推手的人。他们低调地演练着，不想惹人注意。
这跟十几米之外的世界截然不同。
十几米之外就是中大北门广场，到了傍晚，这里会上演盛大的广场舞。我每次路过都会看看他们，觉得很有趣。
广场上通常都有四至五队队伍，把广场占满了。这四五支团队，各不相同，年龄不同，跳的舞蹈也不同。
最靠西的一队，是一群比较年轻的女人。以三十来岁的为主，二十多岁和四十岁的也有。她们腰胯上都系着许多小亮片，像小铃铛一样，一动便哗啦啦地响。随意一些的人把小亮片围在牛仔裤外，正规的还会穿上长裙，挂上亮片，看起来就别有风情了。她们主要跳肚皮舞之类舞蹈，扭腰送胯，力争跳得婀娜多姿。我见过旁边偶尔还有等她们的男人，可能是男朋友或者老公，打着呵欠，并未欣赏她们的舞姿，只是等待结束后回家。我猜测她们中有不少是全职在家的妇女。全职在家的年轻女人，没有小孩拖累，又担心沦为“黄脸婆”，就花很多时间来练习舞蹈，增加个人魅力。
如果时间尚早，人来得还不整齐，便会有一两人的单独表演。估计算是她们的“台柱”或“领舞”。会跳得更复杂，难度更高一些。有的跳得很好，仿佛在舞台上的感觉。
这种情况会吸引许多人围观。那些游客、散步的人，常就停留在这儿不动了。从围观的女人脸上，常能看到钦羡。有的还展开双手，怯怯地模仿几下。经常能看到外地游客对着跳舞的女人举起长长短短的镜头。
旁边的一队就没有这种被围观的待遇。她们年纪大好些。估计是正式退休的年龄，五十以上。她们统一穿蓝衣白裤或红衣黑裤。放的音乐都是中国式的“民歌”，跳的都是“民族舞”。领舞的两三人站在中大广场的台阶上，比下面的人要高一大截。
再过去的一队，占据广场正中的，是一群五、六十岁的女人。她们的音响总是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这也迫使旁边两队经常得提高声音，不然就被带跑了。于是声音就越放越大。这支团队，也有统一着装，主要是穿红衣白裤。放的歌都是红歌。实在太吵了。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想加快步伐。但要加快步伐并不容易。这里是广场中心，几个方向的人群如流水一样，在这儿汇聚，形成了一个回水湾。
中间还有一两支中老年的舞队，有男有女，挤在人群中间，不成气候。似乎一会儿就会被人流冲散了。在靠近江边栏杆的地方，偶尔还有一两个中年男子，想在这儿踩上几步“太空步”。但来往的行人很快就会占据他的舞台。
最东面的是男女混杂的一支舞队。人员年轻。领舞的是一位气质阴柔的男子。他们跳现代舞，动作并不复杂。领舞就像健身厅里的教练一样，时不时地纠正队员。可惜他跳得很不好，估计并不是真正学过练过的。这一支另类特别的舞队，没坚持太久，就消失了。
这块空地马上就被新的一支队伍占据了。她们跟最西边的那支相仿，年龄略大一些，三四十岁的样子。她们也在腰间系上一串亮片，大多穿专门用于表演的丝绒“喇叭裤”，她们跳“飞天”之类的仿西域的舞蹈。可惜这一支跳得不够好，不熟练，动作也不规范，就像是被西边那支队伍淘汰出来的。看到她们的舞蹈，就想到，西边那队估计有长期的排练，而且可能练习地点并不在这里。
正因为最西边的那支队伍，让这里的广场舞跟人们印象中的广场舞不大一样。这里的广场舞已经算得上珠江一景，我曾在一辆旅游公交车上，看到电视上正播放珠江两岸游的宣传片，宣传片里就有她们的身影。
虽然乐声震耳，人潮汹涌，广场上还有些别的项目，比如有的小贩挤在边上卖一些亮闪闪的小玩意，小孩们玩着肥皂泡。
离开广场，继续沿江向东行，就看到小贩更多一些。白天有打汽球的，晚上就换成了套圈的。出租自行车、旱冰鞋的白天晚上都有。
卖饮料和椰子的小贩不多，偶尔还会有城管站在旁边，低声地要求他们离开。
只有一种生意让我觉得不安。白天在江边散步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钓鱼的人卖他们捕到的鲇鱼。是那种很大的黑色的鲇鱼，直接放在水泥路面。这种鲇鱼极其强健，哪怕没有水，又被南方的太阳直晒，也会挣扎着活很久。人来人往中，它就一直在水泥地面上无声地扭动。
每次看到这种挣扎都让我想避开眼光，不知道最后这种大鱼会被谁买走。
有个小贩让我哑然失笑。那是一个下午，在广州大桥下面的小广场边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守着一自行车的爆米花。应该是替父母在守吧。
爆米花是封在一个个的纸杯里。我看见他偷偷地把一个纸杯的封装抠开，从下面掏出一些爆米花来吃，再把封装掩饰一下，放回他的车上。不知他父母回来会不会发现。
入夏之后，沿江而行的人夜里比白天更多了。
那种多人自行车，几人同骑着，洋洋得意地在人群中穿行。滑着旱冰的年轻人，会呼啸而过，在人群中做一些急刹、急转的动作，感觉甚好。
无论早晚，都会有一些跑步的人。
傍晚是孕妇和婴儿较多的时候。他们是走得最慢的。
周末会比平时多不少年轻人。他们勾肩搭背地走着，很欢快，说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一望可知是工作了一周的工友，周末到江边逛逛，感受真正的城市生活。
不同的人，都给江边的行人带来不同的节奏。散步的人，经常会停下来，望望江。
江上游船来往，特别在夜里，五彩的霓虹把船身勾勒出不同的形状，还不住闪动，船上放出响亮的音乐，显出世俗的热闹。
停下来的人，不少都喜欢倚着栏杆，拍一张自拍照，或打一个漫长倾诉电话。也有的人就着栏杆，做压腿练习。
有一晚，我们散步折返回来时，经过江边一盏路灯，猛地听到倚着栏杆的人对着江水高唱着一首粤语歌。这是一位大约四五十岁的女人，衣衫有些陈旧。我看不到她的脸，只知道她唱得忘情，音色还相当不错。那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歌，我猜也许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吧。她唱完歌，没有丝毫停留，提起脚下的一个编织袋，头也不回就走了。那编织袋里装满了废瓶子和旧纸板。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只是一位拾垃圾的女人，走到江边，高兴了就唱了一首歌。不伤感、不自恋，唱完就走，就像一个从我心目中的小说中走出的人。
一座站着的小城
天没亮的时候就到了巫山，下了船，摸黑上了码头。
码头外几辆车子等着，要拉客。黑灯瞎火的状态让人心里没底，不敢恋战，我们和父母一行四人匆匆离开码头，沿着公路往上走。之前在谷歌地图和百度地图上反复看过，码头离我们要去的宾馆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几百米吧。
但走起来觉得距离不对，越走越遥远。地图上曾看见是一条直路，走的路却弯弯绕绕，一路上坡，很多坡道很陡，有的还转着急弯。黯淡的路灯，照在公路上。两旁几乎没有人行道，多数是蓝色的挡板，护住一块又一块的工地。
偶尔有摩托车从陡坡上冲下来，轰鸣着，又冲了下去。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看的一部特别的国产片《人山人海》。开头讲在山区，一位摩托仔拉客，在山道上被劫了车，人也遇害。就像这样的坡道。这曦微的晨光，更让人加快步子。
终于听到沙沙的声音，是早起的清洁工，上前询问。她说，要去的宾馆已不太远。
等我们安顿好，走出宾馆，天光已经大亮。出门走了几步，就明白原来我们已经在半山腰。小城到这里才开始有人气。从码头上来，我们走的不是地图上看见的那条“神女大道”，地图上显示的直路原来不是一条公路，而是从码头到山顶的一条宽大的“天梯”。
这“天梯”很陡，从江边到我们所处的半山腰，笔直向上，中间少有停歇之处。清晨我们没有看见这里，如果看见，拖着行李，也是没法上来的。
再往山上望去，这条名为“神女大道”的路，直通山顶，只有很短一段是公路，上段和下段都是宽大陡峭的梯道。
往上走至市政广场。广场上满是跳舞的中老年妇女，在早上的阳光中，几乎占满了整个广场。这种场景，跟中国大小城市几无两样，洋溢着同样的和谐之感。
我试图找出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广场上有些中老年男子，正在玩陀螺。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陀螺，木质的，像一个个小坛子，用一根很长的皮带抽打，发出巨大的“啪——啪——”之声。
广场是城市中心，两旁好些店铺都已经停业。中间摆了一些小摊，横幅上写着：“成都美食流动展”。那些售卖的东西不知是从哪儿运来的，跟成都并无关系。菜市场的蔬菜水果不便宜，这让我比较意外。我知道，巫山是全国贫困县之一。细一想也明白，这里山高路远，几无农田，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外面运来。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街边上两个老头。一个在卖叶子烟。这种土制烟卷很久没有看见了。我凑过去看，另一位马上把他的篮子也递到我面前。是一篮子穿针器，红红绿绿的塑料制成的小东西。老头望着我说：“一元一个。”
我不敢看他们，我没法带走这些东西，落荒而走。走了半天还在想，穿针器用几年都不会坏，一元一个，不知一天能卖几个？
没勇气爬那天梯一般的神女大道，乘公车直接坐到山顶，从山顶往下望，就发现，整座小城就是站立在这半面陡坡上。落差比我熟悉的万州和重庆两座山城还要大很多。我在网上仅查到神女大道下段的数据：梯，高差86.4米。中段和上段的数据没找到。但仅就这个数据，假设换成3米一层的楼房，下半段梯道就差不多有29层楼房的高度。我猜测这应该是国内落差最大的山城，可能在全世界也能夺冠？
因为这落差太大，梯陡难爬，这座小小山城的人民完全不像万县、重庆的人那么喜欢步行登梯。我发现很少有人去爬“神女大道”，他们喜欢乘公车。
如同所有的江边城市，这里也有一条滨江大道，而且风景极美。这里是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处，码头正对一座大山。从江边能看到一条小路直直通向山顶，山顶有一座寺庙。
以往在巫山看到的山会更加险峻，那时所在的位置比现在低近一两百米。据母亲讲，以前巫山是个很小的城市，只有两三条街，但并不陡峭，只有缓坡。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整个小城只能搬到以前几乎不能居住的山上。巫山历来贫穷，早年曾因地处三峡要道，靠码头有些收入。后来曾靠旅游，但现在三峡与旁边的小三峡都属于重庆的一个集团，所得收入已经与巫山无关。巫山除靠拨款，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但巫山的房价却远出我们的意料，江边的高楼已卖至每平米五千以上。这个价格都赶上成都郊县房屋的价格了。我不知道它们的主要客户是哪些人。
这样的一个小城，年轻人都尽力向外走，剩下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在巫山的一周里，我常到网上的“巫山吧”浏览。这应该是本地人最喜欢的一个论坛。在这里，我看到本地人最热衷的话题，除了征友，就是关于巫山的风光。这里似乎培养了无数的摄影爱好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帖子都是在谈巫山的美景，江景、雪景、雨景、夜景……
景色的确美好，空气洁净，也是大城市不能比拟。长江上，高大漂亮的豪华游轮往来穿梭。好些都是从宜昌过来，到大宁河口停靠，然后改乘游船进小三峡，几个小时后返航。游客与巫山并无关系。
巫山码头边有好些沿江的店铺，大都空着，没有开门。
滨江大道上有几十座雕塑，大都是古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细细读来，真让人惊叹。我们所知的那些响亮的名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全部都来过这里，在这里写下过诗篇。
现在这条大道上空空荡荡，只留下他们。
荒山寻废寺
我们与好友燕明，每年都要一起春游。一般也没什么固定路线，大都是他开着车，信马由缰，从成都往南，新津、蒲江等，随处转悠。看到大片的油菜花、小河竹林，就觉得兴奋。
我和他童年生长的地方相近，都是川西南的浅丘地带，都是山青水秀的地方，所以，看着这种感觉的风光，就如穿越时空，回到温馨童年。有一阵子，他每见一个风光如画的地方，都要叹道，死后要埋这里！
他是一个悲观恋旧的人，跟我另一个热情往前的朋友正相反。那位好友，一见好风景，总是说，我要在这儿修幢房子来住！
春天，我们照例和燕明出发春游。仍是向南，从新津往蒲江方向走。一条安静的车道，路两边是碧绿的榆树，油菜花接近尾声，但也是最疯狂的时候。底下的花已经结籽，顶端的花已经开到很高。
我们随手打开电子地图，忽然看到了一个地名：圆觉寺。
从来没听过这座寺庙。反正我们的春游都是走哪儿算哪儿。于是把车开进山边小路，开到不能行车的地方，便下车步行。
穿过一丛丛高大的油菜花，路过一块块明亮如境的池塘，路陡起来，进到竹林，再进入杂树林里，似乎没有路了。一阵乱走，路过农家，农家的狗赶出来狂吠一通。在山地，电子地图不那么好用。目的地似乎一下在前，一下在后。
忽然就看见高处有一个白塔，秀丽巍峨。那肯定是了。
但仍没有路走，我们胡乱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看到一些残墙，绕过去，猛地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圆觉寺”了。
或者准确的说，恐怕这就是圆觉寺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寺庙。
这个被残墙围绕的地方，没有大殿。正中应该是大殿的地方，堆着残瓦、烂砖。正中间有一尊泥塑佛像，立在一个白磁砖砌成的台子上。为了遮雨，佛像头顶盖了块编织袋，只露出它脸庞。估计编织袋遮住的范围太小，它下半身完全坏掉了，还原成泥土的样子。
旁边台阶上去，便是那座指引我们来的白塔。
走近端详，白塔倒是十分漂亮，跟旁边破烂的场景完全不符。
这也许是一座古老的塔，或者说，是古老制式的白塔。大约十多层。在这山顶，很远都能看见。
再看附近，一口大钟放在一个简易的窝棚下面。经历风雨之后，已经锈迹斑斑，但还能看见字迹。
空地上还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旁边的地面还能看出已经拆除的墙壁。
在这些曾经的大殿旁边，有一溜偏房，还留存着。这些房屋虽旧，但住人是没问题的。空地上，放了些坛子、酱缸之类，另还支了一个大大的卫星锅盖，这些都是有人住的痕迹。
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看着一院的残墙断瓦，第一个反应是地震的原因，后来一想，这里离汶川地震中心很远，而且偏房都还完好，又否定了我们最开始的推断。
偏房旁边还有一个完好的大门。看来，我们刚刚在山上乱闯，进入的地方并不是圆觉寺的正门。大门旁边贴了圆觉寺的简介。
从简介上看，这座佛教寺庙的命运相当坎坷。它始建于北宋淳化元年（公元年），元末毁于兵焚，明代重修。年再次被毁，成为一片废墟。年又开始重建，至年已经有相当规模。
这个简介最末一段是一堆颂扬。完全看不到这座大寺重又变成了废墟的原因。
简介只写到年，也许真是年的地震造成的？
从正门出去，从外面往回看，看到的是完好的大门和院墙，虽然陈旧，但仍像一个很正常的寺庙。难以想象里面的一片狼藉。
大门上拉了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陕西某某建筑公司。我们猜测，也许这个公司已经承接了修筑工程。
第二年春天，提到春游，老友燕明说，我们去老地方吧。前面讲过，他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去过一次的地方，就会成为老地方。
我也很有兴趣，再去那个荒山废寺看一看。那古塔旁边的锈钟、顶着编织袋的半个身体的佛像，显出一种超越时空的怪诞之美。
我们这次是从正门进去的。大门上的横幅不见了，估计是建筑公司已经离开。
里面的变化不大。除了地面平整过了，碎砖残瓦不见了。但并未修建新的殿堂，原来那个残缺的佛像，换了一个。上面不再是披着一块纺织袋，而是做了个遮雨的棚子。
除此之外，并无变化。
那白塔仍和去年一样。白塔旁边的老树也和去年一样。正值三月，这棵老树，嫩绿遍覆，一派生机。
从正门下山的时候，走至半途，一位喝得醉熏熏的半老头跟我们擦肩而过。
这条路向上只通向寺庙。老头一定是守寺之人，平日无所事事，刚刚下山喝酒而归。
（原文链接）
西闪简介
西闪，男，作家，著名评论家，青年学者，独立书评人，画家。代表作品《思想光谱》、《人的展开》。多年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名牌》、《腾讯·大家》等开设评论专栏。70年代生于重庆万州，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冰湖上的骑士
西闪
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男子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从伦敦港踏上了大不列颠的土地。寒风中，他跟随着人潮沉默前行,去往流亡犹太人基金会。无人能体味他当时的感受，甚至包括未来的自己。不过有件事今天看来可以肯定，这个人前半生的记忆将长久封存在海峡的另一边——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犹太难民的经历感兴趣，他也无暇沉湎过去。他得去找点儿资助，还要学一些口语，才可能应对现实的窘境。
几番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中年人以学者的身份从基金会拿到了一小笔奖学金。在证明文件里他写道：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Elias），生于年6月22日。哲学博士，社会学家。除此之外，再无文字。
封存个人的记忆，然后转身离去，对于38岁的埃利亚斯来说，不是第一回了。年，刚满18岁的埃利亚斯投身一战，就不得不将一段安宁祥和的记忆埋进心里。他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父母都是犹太人。身为纺织业厂主的独生子，埃利亚斯有一个几近完美的童年。玩具、保姆、家庭教师、网球、海滨度假，上层中产阶级应有的享受，他都拥有。虽说犹太人的择业仍有传统上的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官员，不能晋升某些教职等等，彼时的德国尚闻不到浓烈的排犹气息。在父母的安排下，埃利亚斯打算从医，那是犹太人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可是待他从著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布雷斯劳大学校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年，埃利亚斯先在东线作战，后来调到西线战场。年轻的通讯兵背着笨重的电报机，肩扛大卷的电线，和部队一起向法国北部的佩罗讷（peronne）挺进。密集的炮火撕开夜色，随处可见战马和士兵的尸体。一场战斗下来，远方还有隆隆的炮声，身边的战友已吹响口琴，唱起思乡的歌谣。
“那个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和一位访客谈起这段往事，埃利亚斯情绪激动。同时，他一再承认自己理解不了，“从家庭提供的彻底的安全感转向军队提供的彻底的不安全感”，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因为，当他尝试去回忆去理解的时候，往事已经尘封七十年。绝大多数记忆在时光中磨损、阻隔、变形，化为齑粉，就算重新唤起，往往也会显得不可思议。
被埃利亚斯封存的关键记忆实在太多了。比如他极少向人提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如何影响了他的学业和志趣。战争的硝烟散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都企图用暴力推翻羸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秩序。失业的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暗杀团，刺杀政治人物，制造恐怖气氛。高昂的战争赔款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榨干了无数德国家庭的财产。迟迟没有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埃利亚斯只得选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他做过五金材料厂的营销经理，还短暂客串过报纸的新闻记者，辛苦了整整两年，才帮助陷入财务危机的父母渡过难关。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一战的残酷以及战后的失序，埃利亚斯的心中才浮现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暴力与秩序究竟有什么关系？然而当他带着这一疑问走上学术之路，却遭遇了更具体的困惑。
读大学的时候，埃利亚斯原本同时攻读医学和哲学，还取得了初级医学学位和实习医生资格。结果临床实习期间他才发现，自己不可能兼顾两个专业。为了更好的理解世界，他放弃医学专志于哲学。可是长期的医学训练却不断地提醒他，哲学传统中的“人”与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很不一致。理性、精神、意志、心灵，哲学家讨论的这些东西，在肌肉、骨骼、神经和大脑中能找到对应的结构吗？或者，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人”根本不存在？这些困惑不仅驱使着埃利亚斯的脚步偏离了既定的学术坦途，还令他和导师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他的博士导师洪尼希斯瓦德（R.Honigswald）是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对学生的离经叛道大为不满。压力之下，埃利亚斯不得不在博士论文中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删节。即便如此，本该于年拿到的博士学位拖到两年后才取得。
师生之间的这场冲突，在埃利亚斯的学术道路上投下了第一道难以抹去的黯淡阴影。表面上看，它只是稍微延误了一个学者的治学进程，事实上却造成埃利亚斯错过了一个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首先，他很难获得“特许任教资格”。因为要获得这个资格，他得写一篇比博士论文更高水准的东西，交由学术委员会答辩并通过。显然，在洪尼希斯瓦德的影响范围内，前景渺茫。可是没有这个任教资格，他就不可能拥有“编外讲师”这个身份。而没有这一身份，他就休想获得大学的聘任。也就是说，至少在当地，埃利亚斯失去了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埃利亚斯从这场冲突中看到了哲学的无能。特别是对新康德主义这一类剥离了历史维度的先验哲学，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他决定将布雷斯劳的大学记忆封存起来，告别家乡，告别哲学，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学习新专业——社会学。自此以后，终其一生，埃利亚斯都用“哲学的”（philosophical）这个单词评价他认为最负面的学术作品。
怀着重获新生的兴奋，年秋天埃利亚斯来到了海德堡。很快他发觉，这里的现实同样残酷。大学时期他曾经参加过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研讨班，对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氛围十分向往。时过境迁，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斯·韦伯（MaxWeber）已经去世，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Weber）像宗族继承者那样统治着整个学术领域。韦伯兄弟把同事和学生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旁人很难涉足的谱系。像埃利亚斯这类毫无根基的向往者，只能尴尬地出现在各种研讨会的后排，拼命地做笔记。偶尔，他也有机会和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桑巴特（WernerSombart）这些古典社会学的大家交谈几句。不过很难想像，那些人会记得他。
在那段日子里，埃利亚斯不得不靠给留学生补习德语赚取生活费。后来，他终于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正式学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博士候选人。但是，鉴于严格的进阶顺序，以及犹太人的微妙身份，他在学术上的前途可谓遥遥无期。
他最大的收获可能是结识了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学者。此人仅比埃利亚斯大三岁，却已经是众人瞩目的学术新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埃利亚斯才得以出入韦伯遗孀举办的学术沙龙，并且鼓起勇气在阳台上宣读自己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然而在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会议上，曼海姆与韦伯长期的竞争公开化了。这场学术冲突再一次改变了埃利亚斯的命运——在师生关系与朋友情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翌年，曼海姆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利亚斯以学术助手的身份追随而去。曼海姆承诺，只要做三年助教，就帮助他取得特许任教资格。
再一次，埃利亚斯将过去封存，按照重新拟定的计划，展开新的学术探索。在法兰克福，他不仅拿到了学术生涯中第一份正式的薪水，并且顺利地在三年内完成了题为《宫廷社会》的任教资格论文。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的日子远比海德堡好过。可是，年的年初，就在埃利亚斯完成论文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夺权了。曼海姆兑现了承诺，在指导了论文答辩后，旋即被校方革去了教席，匆匆流亡英伦。而那篇《宫廷社会》的打印稿，就像埃利亚斯的记忆一样被封存起来，36年后才重见天日。
在法兰克福逗留期间，埃利亚斯再度体验到暴力与秩序的错综关系。他戴上圆猎帽，架着单片眼镜，装成贵族的样子混迹人群，去亲眼目睹希特勒的煽动能力。不久，一个党卫军中校开着敞篷吉普车冲进学校，咆哮着逼他交出社会学系的钥匙。埃利亚斯的结论是，所谓的理性根本压制不住暴力。在特定条件下，暴力甚至会利用理性，把自己组织得有条不紊。
年底，埃利亚斯怀揣父母倾尽所有的钱财逃到法国。他与法兰克福认识的一个雕刻家和一个作家建起了一家小型的木制玩具厂。就像在布雷斯劳干过的那样，他又一次扮演营销经理的角色，奔走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卖场。不到九个月，小厂就倒闭了，埃利亚斯陷入赤贫。数十年后他回忆道，虽然半生困顿，但惟有巴黎，让他真真切切尝到了饿肚子的滋味。
两年之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义务兵役法，开始扩充军备。同时纳粹德国还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国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埃利亚斯接受一个移居剑桥的老朋友的建议，前往英国寻求庇护。于是年底，他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在纳粹崛起的大背景下，像埃利亚斯那样流亡英国的犹太学者很多。那个时期，自然科学工作者尚好，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很难找到工作，更别提教职了。比如早年成名的曼海姆就不得不屈就英国经济学院，做一名普通教师。在科学家圈子里颇有声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英国待了九个月，最终只好远赴南太平洋，到新西兰去任讲师。相形之下，埃利亚斯没有著作，少见文章，惟一像样的论文还躺在法兰克福大学资料室，其前景不言而喻。所以，流亡犹太人基金会的一小份奖学金，如同雪夜中的炭火，激起了他极大的生活热忱。
他像一个返乡的旅客，迅速地放下记忆的负累，一头扎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仅仅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埃利亚斯就完成了这个三年的研究计划，写出了厚达余页的《文明的进程》。当然不难想像，这部被后人誉为煌煌巨著的作品在当时没有什么与公众见面的机会。直到年，在父亲的资助下，出版才略有可能。
那一年，年逾花甲的父母历尽艰辛，从布雷斯劳赶到伦敦来看望爱子。埃利亚斯劝父母留在英国，但是他们不肯。父亲说亲戚朋友全在家乡，不忍离弃。再说自己一生奉公守法，纳粹其奈我何？他们执意返回布雷斯劳，还帮《文明的进程》找到了出版商。
可是印刷工序做了一半，那个犹太裔的出版商就逃离了德国。埃利亚斯的父亲只好把半成品偷偷运到瑞士，在那里装订成册。年底，埃利亚斯收到父母的消息，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以猎鹰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没过多久，年初，他收到母亲的信，说父亲已经去世。再后来，家乡的音讯全无。年，他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那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转寄的，发自前往犹太人集中营的中转地。但是埃利亚斯不知道，当他收到信的时候，母亲已经死在了奥斯维辛。
《文明的进程》出版给埃利亚斯的命运带来了一线转机，然而战争立刻将其抹杀了。在曼海姆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打算聘请埃利亚斯做高级研究员。不料纳粹德国对英国发起了大规模空袭，学院被迫从伦敦迁往剑桥，聘任也就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按照当时的政策，埃利亚斯埃像大多数敌对国的“可疑分子”那样，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密看管。年，他先是被关押在利物浦附近的海顿敌侨营，后来又被转至马恩岛。
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Wolf）当时只是一个犹太少年，也在关押之列。后来在回忆敌侨营的经历时，他还记得那个叫“埃利亚斯”的教授，在英国特有的阴雨之中，于满地泥泞的军用帐篷之下，“在一块充当黑板的脏兮兮的纸板上圈圈画画，讲什么一个人怎样来到人世间，不是作为素朴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的节点。”沃尔夫说，埃利亚斯的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却改变了他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
如果说《文明的进程》在刚出版时还有些许反响，那么数年的战争也将其彻底清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Mann）读过此书，对它颇有赞赏，如今他流亡美国，无暇他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A.Beard）很早也阅读过此书，并深受其影响，但是《文明的进程》一直没有英文版，妨碍了它的传播。还有两位著名的荷兰评论家，曾对《文明的进程》击节叹赏，可是他们在德国入侵荷兰时相继自杀了。就这样，《文明的进程》也像埃利亚斯的大多数经历，埋入记忆的深处。
二战结束后，生存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英国的街头挤满了难民，各个大学的门口等候着更多的求职者。为了生计，埃利亚斯只得去社区学校或训练中心碰碰运气。他帮情报机构甄别过德国战俘里的纳粹分子，在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做过辅导老师，讲过一些社会学的课。同时，断断续续的，他在伦敦大学兼职，教些成人教育的内容。他还做过群体治疗的精神分析师，为战争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帮助。这种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十年。直到年，57岁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学术职位：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讲师。
在规模不大，声名不彰的莱斯特大学，埃利亚斯和另一位犹太裔学者一起，用了数年时间把社会学系建成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才基地。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第一个教席就是在那里取得的。然而直到年正式退休，65岁的埃利亚斯都没有在莱斯特大学取得教授之职。在同事和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的老教师，仅此而已。
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关乎记忆。就在埃利亚斯获得教职之际，他得悉了母亲死在奥斯维辛的消息。这一巨大的打击像一道铁闸，几乎彻底地封闭了他的记忆。无人可以倾诉，无人可以理解，对于埃利亚斯而言，连倾诉和理解这两个词都显得轻浮。他甚至不愿发表文章——从任教到退休，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写。
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埃利亚斯的不合时宜（untimeliness）。历史的错位、时代的作弄、思想的独特，包括本人刻意的回避，都使得英国学界对他全然漠视。
这时候，遥远的加纳寄来了教授聘书，邀请他去建立社会学系。于是埃利亚斯再度转身，到加纳大学去待了两年，还成了非洲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行家。
年，埃利亚斯返回英国，继续在莱斯特大学兼职授课。可能是因为非洲之行放松了身心，他开始尝试与年轻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些论文后来被学界视为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他还与人合作出版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等著作，探讨了体制、定居和迁徙等社会问题。然而，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仍然没有改变英国社会学界对他长达四十年的忽视。
到了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再版的《文明的进程》在荷兰、德国和法国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公众的追捧。第二年，他的《宫廷社会》也从资料室里的打印稿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同样好评如潮。年，埃利亚斯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奖，象征着命运之神的正式垂青。
欧洲大陆慢慢熟悉了埃利亚斯的名字，要他去做访问学者的邀请函也多了起来。他待在英国的时间越来越少。埃利亚斯先是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住了几年，后来又移居阿姆斯特丹。
然而在英语世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埃利亚斯大体上得到的仍是冷遇。可以说，他在英国的40年，完全过着局外人的生活。而在美国，他的影响也局限在极少数优秀学者的圈子之内。实际上，当埃利亚斯于年选择永久定居阿姆斯特丹时，英语世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直到年，英国社会学会才想起正式邀请埃利亚斯来举行作品研讨会，然而此时的大师已是风烛残年不良于行。
正是在这二十年里，埃利亚斯斯进入了一生中最长的创作期，直至1年去世。他重新开始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出版和发表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其影响也扩大到全球范围，并逐渐被人当作经典。
随着声名的确立，人们对埃利亚斯的个人经历也产生了兴趣。然而直到87岁高龄，他才谨慎地开启记忆之窗，允许他挑选的人从外部打量。可是记忆不是照片，经历了漫长的封存，它们早已模糊，变得相当不可靠。更多的个人生活根本没有机会再现，或者由埃利亚斯本人来述说。为什么从前线调回布雷斯劳做卫生员？为什么重返大学后会参加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为什么完成学业后迟迟无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什么选择一辈子独身？甚至连这些疑问都须得后来者拼凑。以至于有学者抱怨，埃利亚斯身上存在“反自我”（counter-ego）的倾向。一生之中，他不断刻意地压制自己的记忆，造成了一种特别健忘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最终报复了他：当一部新著的草稿被过于热心的清洁工从寓所送进垃圾焚化炉，衰老的埃利亚斯再也没有能力凭借记忆来恢复它大致的轮廓。
不过，对个人记忆的压制同时也磨砺出埃利亚斯性格中坚韧与独立的那一面。刻意的健忘不仅驱散了坎坷境遇中的沮丧和恐惧，还帮助他实现了情感上的克制。实际上，今天的心理学家都知道，没有情感的参与，记忆难以成型——短时记忆或许可以办到，长时记忆则几无可能。埃利亚斯对个人记忆的种种压抑，本质上就是对个人情感进行的控制。在旁人看来，它使埃利亚斯具有一种超脱、甚至有些漠然的人生态度。
当这种态度反映到埃利亚斯的作品里，有人就质疑他不如何攻克白癜风北京公立治疗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