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笔者在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的讲座《关于爱情关系的政治学考察》的演讲稿删改而成。
如果对爱情政治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妨听听任剑涛在中山大学的讲座《在灵与肉之间——爱情的政治学漫谈》。任剑涛教授的讲座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2月14日，情人节（Valentine’sDay）。
这个又被称为圣瓦伦丁节的西方传统节日，已经意喻恋人之间浪漫的集中倾诉与狂欢。大街上，不少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拿着玫瑰花去寻找漫步的情侣，然后一脸期待的望着男性，用卖萌似的口吻问：大哥哥，买一束玫瑰花送给身边的姐姐好吗？
电影院里，如果坐在最后一排，你会看到前面齐刷刷地坐着一对接一对的情侣，他们相互依偎，彼此喂着爆米花或打折的哈根达斯。无论这部电影好不好看，他们都会从头坐到尾，告诉身后或者身边那些人，我们是情侣。
朋友圈里，无数的照片呈现着鲜艳的玫瑰花、包装精致的香水或者一顿丰盛可口的大餐，有的照片中一对男女在浪漫的色彩与格局中相互依偎，通过美颜相机的滤镜来美化整个氛围。
就在这一天，平时不怎么卖的玫瑰花会价格飞涨，平时没什么人住的家庭旅馆都可能人满为患。粉红色成为这一天的主色调，玫瑰与心成为这一天特定的符号。情话的引用也在这一天达到峰值，世界各国的语言交织成了一句话：我爱你。
无论年纪多大、无论相处时间多长，只要双方之间具有恋爱关系，都会在这一天相互搂挎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的情侣会在这一天言归于好，彼此暧昧的男男女女会在这一天确定关系……总之，这一天的大街小巷写满了两个字：虐狗。
席慕容，这位蒙古族的台湾诗人，她的爱情诗在80年代的开放初期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成为了年轻人中互相传抄与朗诵的经典。邓丽君则是一代人的文化符号，虽然她的歌被称为“靡靡之音”，但作为一种新的事物被牢牢地刻写在了人的内心。就连主旋律歌手、老一辈歌唱家李谷一也曾受到邓丽君演唱风格的影响。
80年代，改革的春风悄然吹起。不仅让国家的面貌重焕生机，也让人的思想再次豁然开阔。大家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去搞“地下动作”了，情侣之间会大大方方地誊抄席慕容的《七里香》、会阅读萨特的存在主义、会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琼瑶小说中描写的“山无棱、天地合”的情侣缠绵，唤起了被权力压抑了许久的性冲动。
总之，爱情重新登场，在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到了它应该占据的母题性的地位。
爱情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彰显，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爱情总是被最华丽、最激动人心的辞藻雕琢，充满着哲学的高尚性以及神学的终极性。坠入爱河的情侣所发生的故事会被歌颂、被传唱、被仰慕甚至被仿效。没有了爱情，人不是人、哲学也失去了意义。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货币成为了时代的非表征媒介，整个社会被齐美尔所论述的货币哲学所笼罩，自然而然的，爱情这个本身内嵌着美好本质的存在也在货币哲学的驱赶下逐渐理性化。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爱情评价基于感情或者冲动，那么现代社会的爱情评价则基于理性。理性的回归对于爱情来说并不是一种正当的抑或是应然命运，反而是一种被功利主义以及欲望主义所异化的关系。诗歌是爱情激情以及直白的表述体裁。从拜伦在一首献给雅典的一个女郎的诗中运用了小学生情书一般直白的表述：我能够不爱你吗？不能！/我爱你啊，你是我的生命！到近现代徐志摩极尽能事地对林徽因的吹捧，无不凸显了爱情的人性冲动与激情底色。而现在，《小时代》里男男女女对于爱情的精细化的理性权衡成为了男女关系的新的表征，经济学对于爱情的意义取代了哲学与文学。换言之，爱情作为一种精神与肉体上的激情追求以及天真浪漫的表达方式，演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行为主义俨然成为爱情的主流。
郭敬明的作品是时代变迁的叙事。从其早期作品到《小时代》，郭敬明从一个外表纯良的情怀少年变成了物质社会规训下的商业奇才。郭早期对爱情的描写大抵算是基于爱情写爱情，而《小时代》则是基于爱情写物质，其故事背景的选择与文笔的退化无不阐述着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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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通过象征来表达，而象征可以指任何物体、行为、事件、品种或者关系，它被当作一种观念的媒介。爱情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如果将爱情抽象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表象以及表现形式是多元且复杂的。如果从“意义”的维度看，男女双方一种眼神的投射式以及回应式的互望都可以视为一种象征。人们透过象征的镜头观察世界，自然也会用象征的镜头来审视爱情。正因为情人节为爱情象征提供了一个集中倾诉的平台，所以借助情人节去直面爱情，会让我们认识一个属于爱情的经验世界。
原来情人节的标配礼物是玫瑰花和巧克力，但这已经不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因此，不少出现在朋友圈的照片都充斥着Chanel之类奢侈品的logo。就算没有能力晒chanel的原版包，晒晒几百块钱的chanel香水也是可以的。
回到文初所描述的那些场景，这是生活世界里情人节的正常的景象。情人节里的社交媒介充斥着作为礼物的玫瑰花、巧克力，或是Swarovski甚至Chanel、LV。如果做一次详细的社会观察，不难发现将这些礼物照片呈现出来的往往是女性。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彼此爱情关系的象征来阐明个体自身的意义。可以看到，情人节对于女性的价值高于男性，因为在女性眼中，礼物作为一种象征隐含表达了爱情关系中女性权力对于男性权力的一次集中反扑，是女性主体性的符号形式的体现。
女性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从基督教《圣经》的表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圣经》：创世纪）]到男女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再到劳动分工的差异，妇女的屈从地位成为了一个社会事实。虽然女权主义为妇女的地位进行了政治哲学上的辩护以及社会行动上的争取，但女权主义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运动效果的局限并未从根本上撼动男女之间不对等的地位。在爱情中，女性从属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此，很多人会用男性爱情表达坎坷的例子来反驳，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我身边不乏类似案例：
A是我的大学同学，男性，他在追求同学B的时候费尽心思。从上自习到买礼物、从请吃饭到看电影，A均付出了大量的物力与精力。几个月后，B终于天降甘霖般对A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我，那么我也喜欢你一下吧。”
A与B之间情侣关系的达成似乎是B占据了主动地位，因为B作为被追求者影响了A的观念与行动。在影响力的权力解释中，A的精神与肉体似乎都被B牢牢地操控着。但这个表象并没有叙述出二者之间本质的现象，因为在两者的权力关系之中，A其实是绝对自由的存在。换言之，在两者关系的达成中，A占据着主动性。这就意味着A完全可以放弃B而去选择CDEFG。我的高中同学在给他追求的女生的情书上这样写：“我爱你，你是我生命的意义。”如果此命题为真，那么“你不是我生命的意义，我不爱你”也为真。抛开逻辑上的语言游戏换一种方式去表述，那就是一个被追求者的主体地位是由追求者所建构的，所以追求者完全可以解构被追求者的主体地位——到最后，你还是你，你什么都不是。
总所周知，女权主义大师波伏娃将自己的女权主义理论运用到和萨特的情人关系之中，被无数女性奉为冲决网罗的革命女权先驱。但我认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人里，林徽因才是女权主义最完美的践行者。不仅让徐志摩、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拜倒在自己裙下，还分别从三人那里学到了写诗、哲学与建筑学的知识，被奉为一代才女。虽然死得早，但林徽因是真的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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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阐释逻辑稍加变换可以变成女性在追求男性的过程中男性的主体也是女性建构来的——这一点实际上并无问题——但这个议题只接触到了情侣关系的建立层面，忽视了情侣关系的维系与“升华”。当情侣关系通过男女双方对肉体的互相占有来表现时，男性的进攻性就会一览无余。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性关系具有主动与被动的两级，因此性关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力关系。《性经验史》中，福柯写到在同性恋之风盛行的古代雅典不会接受一个“受”作为政治活动的领导。这一点论述衍伸到了处于性关系被动地位的女性：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女性也必然处于下级或者被支配的地位。
被压抑的个体必然会寻找空间诉诸解放。正如任剑涛所讲，爱情必须需要闲暇，有闲暇才有空间，有空间才能彰显出其理想与浪漫。在爱情中，男男女女在原始本能的驱动下相互吸引，从普通的社会关系演化为恋爱关系。但在情侣关系的日常实践与交往中，女性往往会形成一种“你应该对我好”的思想观念。当然，作为一个想维系恋爱关系的男性也会采取各种行动来满足“你应该对我好”这种希冀与期待。爱情的达成或许是一种权利的申诉，但爱情的维系则是权力的互动。的确，当上百朵玫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红色的冲击力为浪漫进行了具象化的诠释，玫瑰花的花语也为情侣间爱情的理想进行了间接的说明。但是，玫瑰花与奢侈品之所以在情人节对于女性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质上并不在于物品体现的情调与消费价值，而在于这种具体化的“物”是量化“对我好”最明晰的尺度以及最直观的体现。女性也许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女本主义”（参照民本思想）不自觉地反向默认了男性权力的支配地位，女性依旧守旧地通过这一系列的礼物来体现自己的地位。但事实是，这是女性权力对男性权力的一种隐蔽的反抗。所以在“秀”的过程中，女性喜欢听到并且也喜欢换取这样的赞扬：“你的男朋友真大方，他对你真好！”
政治学是关于权力的学问，爱情的政治学也必然涉及到权力的生产、互动与冲突。传统爱情政治学讨论的权力冲突是女性以身体为武器对男性支配地位的反抗，是一种关涉于色情的话语。社会学讨论过女性穿着暴露的心理机制，答案就是女性通过身体的解放来反抗男权结构，通过自身的身体符号来强化与凸显在性别权力格局中自身的地位，这也就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根本原因。但牵涉到作为个体的情侣之间的权力冲突是怎样的？或许是因为情侣之间男女权力冲突的庸常与复杂，这一点也许没有被提上讨论的日程。但有一点需要看到，情人节通过习俗化的节日仪式能够将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搁置于稳态，因为仪式通过对情感反应的唤起来让人形成一种凝聚力。借用政治仪式的研究，我们认定仪式可以促成意愿和行为的和谐，如果情人节是一种仪式的话，它对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冲突将会进行一次系统的修复与重塑。这一情境的行为主体是男性。恋爱关系中，权力的运作方式是柔性的、因为刚性的公开权力冲突虽然毫无疑问地确定了男性的优势，但换取的基本上是爱情的解体。所以，权力若想发挥出可欲的效能，必须是最经济且最有效的运作方式。情人节中男性通过示好的行为来对自身的权力进行包装，从而试图获取最大化的回报。我们很容易见到，为什么在情人节表白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什么情人很少在情人节分手，为什么吵架的情侣会在情人节合好如初甚至关系更加甜蜜。我们也会发现，其他种类的情人节被人工生产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
七月初七本来被称为乞巧节，通俗地说，是妇女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的节日，起源于自然崇拜。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冠上了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并逐渐演变成了“中国情人节”。好吧，这个我尚且能够理解，但谁能解释解释什么银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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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换一下，将情侣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
我不知道“虐狗”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虽然这是个粗鄙之语，但其却有着政治学意义的精妙与考究。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这句耳熟能详的政治学格言表达的含义是人具有公共性、人必须要过公共生活，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非神即兽”。爱情的政治学维度的一个初级意义就是爱情满足了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希求。正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世俗的亚当需要夏娃的陪伴。从这个维度出发，具有恋爱关系的情侣之所以会表现甚至炫耀一系列亲昵的行为，核心并非双方从彼此那里得到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满足，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表演行为来说明自己是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人而存在，而没有恋爱关系的人，就是离群意义上的“兽”，就是日常所谓的“单身狗”。爱情与婚姻是人类社会一种正常的、强制的形式与制度，具有社会繁衍的动力学价值。拥有恋爱关系的人通过行动证明了自身的行为方式符合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准则，而单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会被视为“异类”，这便是父母逼婚的宏观背景。正如古希腊人认为的，“假若有什么东西是符合自然的，那么这就是婚姻。”
望着别人亲密的背影，单身狗留给世界的只是落寞
Singledog,singledog,singlealltheday.SeeAV,hittheplane,theyrealltheday~Hey!Singledog,singledog,whynotbeagay?Nomorewait,nomore
afraid,makehimbeagay!!!
所以你会看到情人节里一幕幕亲密行为的表演，这种表演将本来更应该在私人领域进行的亲密行为放到公共领域，让拥抱和亲吻在“眼睛的盛宴”下无死角的全面曝光，目的就是告诉别人自己在爱情的激情体验里占据何种位置，在婚姻的社会制度中迈出了根本的一步。作为其中的弱者——“单身狗”——只能以视而不见或者讽刺的方式来当作自己的武器，但这样的反抗不但说明了自己在恋爱方面暂时性的无能为力，还激动地表达了对恩爱行为的羡慕嫉妒恨。比如，“刚刚看到楼下有对情侣在互送巧克力，我哐一桶水下去，听说下雨天和巧克力更配哦”以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兄妹”等反抗言辞便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达。
爱情关涉了权利的表达以及权力的互动。前面谈到的基本是爱情的权力互动，是性别政治、公共生活和社会规训的体现（社会规训指涉公共权力、道德等社会的系统性结构性压力对爱情的规训与限制，是政治的、社会的权力与爱情的权利申诉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做详述）。而爱情的权利表达，简言之，指向恋爱关系的达成，男女双方的恋爱关系达成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压力结构的强制（包办婚姻），爱情当中的自由内涵往往带有着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自由处于本性并不断地去建构自身、超越自身，爱情中人的选择是赋予给自己的一种意义，而自己也必须承担这份意义带来的责任。纵然莱维纳斯强调爱情是无法超越的二元性、是对他者的坚持，但彼此双方却能在自由的权利表达过程中实现了“我”与“他”的内在统一。借用梅洛·庞蒂的行为结构三段式来说明爱情行为更加直观：混沌形式指代爱情的缘起发乎本能，可变动形式诉诸爱情的建构需要选择，象征形式强调爱情的本体嵌套意义。正是本能-选择-意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爱情的完整逻辑。
俗话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是说婚姻抹杀了爱情，而是婚姻这种制度将彼此之间的爱情关系通过一种契约的形式而不是激情的方式体现出来，使原有的爱情关系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契约关系，也就是把爱情变得庸常化了。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写过一本书，叫《爱情作为激情》（LoveAsPassion），他里面的观点是爱情是一种交流的模式，特点是一个人的内在体验转变为另一个人的行动，是彼此之间相互选择与确认的过程，类似患难与共的互惠关系。卢曼对于爱的解读特殊且冷峻，但似乎能够描绘出婚姻关系的社会模式。我们把这些絮语换成平常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一结婚，可能激情就没了。但我们回归对情人节的爱情政治学考察，不难发现这个产生于古罗马、为了纪念“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爱情而诞生的节日在现代社会中被物化的过程与结果。虽然在节日里爱情依然保存着交流的过程，但却被异化为以物为表征、围绕着物而展开的一系列互动。这样，爱情本身浪漫的面纱就被扯掉了，真诚对于爱情的衡量变成了物对爱情的衡量，付出的目的也简化为对对方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占有，而不论这种占有是不是完全随顺对方的意愿。
这是爱情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爱情中关于性与色情的部分，而是现代社会里人们基于理性的算计对爱情的选择以及通过不断的物的补充对爱情关系的维系。关于“物”的界定不单单是可以拿金钱来量化的实质性物品，也包括一系列能体现出物质社会与欲望社会特征的行为方式。在传统社会里，个人魅力的吸引力可以打破伦常关系，比如徐志摩的多角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打破伦常关系的主要动力与工具主要变成了“物”。男性对于女性的考量很简单，就是基于对女性外表的消费——我可以允许你没钱，但不能允许你太丑；女性则相反，对于男性的考量核心是个人对物的占有量——我可以允许你不帅，但不能允许你没钱，并且女性对物质的重视程度往往会高出男性对外貌的重视程度。因此，在朋友圈中晒Chanel的女性往往会比晒一束玫瑰花的女性更有自信，也更能获得他人的认同。99束玫瑰花和10束玫瑰花是迥然相异的、高档西餐厅与街边麻辣烫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星巴克与咖啡陪你两个咖啡馆中所透露的层次也是有高有低的。人们从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行为能否真实地体现出真诚的内心，而是对物的高层级消费直接同真诚画上了等号。
情人节将至的时候，大街小巷充斥着诸如此类的广告，超市的柜台上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玫瑰花束与巧克力。这不仅是对消费行为的迎合，也是对城市原真性与节日传统性的破坏
以物为表征的社会中，爱情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物质社会与欲望社会充斥着大量的光怪陆离的事物，一切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一些隐密性的东西也被暴露下众目睽睽之下。爱情的想象空间通过一系列的物体展示被庸俗化、直白化，功利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将爱情的语义扭曲了，将爱情祛魅，使其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互惠-交易关系。纵然是发乎情的恋爱，在物质的面前也往往显得不堪一击。比如发生在最近的上海女同江西男的分手事件。社会在对上海女体现出拜金思想进行口诛笔伐的声讨时，恰恰忽略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内在构成。理想主义对于爱情的占领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视域下的现实，现实主义成为了爱情构成的主要矛盾。现实主义爱情的弹性决定了关系的脆弱，关系的脆弱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内心对于爱情的现实主义认识。我们在爱情的价值走向式微的时候会重新发出礼赞的呐喊，试图将跑掉的价值找回来，但是当我们用尽心力喊出爱情诗中用以表达情感的叹词“啊！”的时候，所带有的感情本身就是减半的。
据说是让上海女“有点想分手了”的第一顿农村晚餐。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上海女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爱情的权利，让你去吃一顿你难以下咽的饭菜你会怎么做呢？爱情不是一定要过苦日子才更加值得称颂。当然，如果过度解读一些，这个事件还是能体现出物质风气对爱情淳朴性的侵蚀
不同于经济学用计算或者博弈论对爱情与家庭关系做出的分析，也不同于统计学对社会中爱情现象忽视实质的简单归纳，更不同于心理学对于爱情生发机制的本质探寻。政治学对于爱情的解构是将爱情作为一种结构进行分析，从权力与权利的两个维度来对爱情进行客观的现象学审视，从社会事实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中探讨爱情话语的转变。实际上，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于爱情的探讨并非以现实主义去取代理想主义，因为如果用学科把爱情的想象力进行证伪，那么整个社会的颜色就会变成纯粹的空洞。基于此，我更支持的论点是在对爱情的现实主义分析当中体验整个社会对于爱情重构的意义。当然，重构不代表以旧换新的改变，而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张力中再次寻找一个平衡点，即让爱情拥有热情浪漫的想象，也有现实理性的考量，使爱情在传统的路径依赖与现代的革故鼎新中升华出新的色彩。
从卖花小妹的手中接过花再交到依偎着你的人的手中，彼此间的对视含蓄而温情。纵然寒风凛冽，留下的，依然是满园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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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抒情、叙事还是吐槽都要让日常生活变成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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